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的一点思考

陆贵成


摘 要：总结反思近年来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司法实践，不难看出当前制约“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检察职能发挥的核心问题是获取检察工作信息的渠道不畅、机制不灵、手段有限，不知则不能。而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机关公务信息资源封闭、割据，政务、检务和审务信息公开不落实、不规范。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包括检察机关在内，国家一切公共权力的运作都毫无例外的应当受到外部监督和制约。为此，在政务公开尚难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先行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不仅有现实针对性，亦有前瞻性。运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整合执法信息资源，提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效率和透明度，实现执法信息和线索网上流转，执法过程跟踪监控、预警提示，执法信息发布和数据处理自动化、智能化，执法情况交流与反馈双向互动等，让公共权力在阳光和规范下运作，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推动国家法治化进程，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行政执法 刑事司法 信息共享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强化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价值追求。特别是在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加强对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法律公正和严格执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检察机关负有重要的使命。近年来，围绕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各级检察机关认真总结和分析法律监督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寻求对策。我们认为，影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虽然有很多，但其中最突出且仅靠检察机关自身又难以独立解决的问题是获取检察工作信息的渠道不畅、机制不灵、手段有限。本文就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以期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推进政务、检务和审务公开规范化建设，提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的透明度，让公共权力在阳光和规范下运作。
一、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现状
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执法主体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其内容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奖励、行政物质帮助、行政合同，等等。刑事司法，是指依法具有刑事执法权的组织，主要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刑事追究权力的过程。本文所说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是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形成的信息。
当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现象时有发生；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以罚代刑的问题比较普遍；职务犯罪在一些地区和领域仍呈高发态势等。如何发挥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各地检察机关对此作了多种尝试，如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试行行政执法资料移送备案审查制度，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库等，这些探索与尝试无疑为检察工作的创新和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尽管这些做法在方法和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点都在于创设发现问题的机制，畅通获取信息的渠道，目的是便于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实践证明，这些探索与尝试对解决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的法律监督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表现为：
首先，协作难仍然是衔接机制中的瓶颈。嵊州市检察院从2004年起，在刑事立案、侦查、诉讼监督和拓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面进行探索与尝试。针对司法实践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脱节的问题，根据高检院的部署，参照浙江省和绍兴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等行政执法部门就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等相关问题共同会签文件，建立工作联系和协调配合机制的做法，由嵊州市检察机关牵头，公安机关等10家行政执法机关共同参与，联合制定了《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办案细则》，确立了案件移送、信息通报、疑难复杂案件联合协调处理及备案审查等多个制度。这些机制和制度建立，对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促进执法资源的整合，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及时准确地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衔接机制执行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如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同时，不按规定将移送信息及时报检察机关备案。据统计，2004年，全市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6件，其中，报检察机关备案的仅1件；2005年，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件，无1件报送检察机关备案审查。出现了几经周折达成的共识、形成的文件和制度到头来仅仅是一种摆设的尴尬局面。调查中，我们走访了作为政府的监督职能部门嵊州市监察局、审计局、政府法制办等单位，他们在履行监督职能中，也碰到了检察机关面临的同样问题，如监察部门办案靠“找米下锅”，常常是“无米下锅”，无案可办；审计部门的审计建议落实整改难，以致屡审屡犯；政府法制部门依照《浙江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作出下列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将处理决定按月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一）对公民处以五千元以上、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以五万元以上罚款；（二）吊销执照、许可证或者责令停产停业；（三）劳动教养和处以十日以上行政拘留。”该条例自2001年3月1日施行以来，按规定备案的寥寥无几。
其次，检察机关信息系统建设思路封闭，思想观念和设计理念与信息化发展方向脱节，很难实现预期效果。嵊州市检察院从检察工作发展的长远考虑，积极探索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信息库，旨在将行政执法信息纳入检察情报网络，为侦查监督、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此项工作主要是借鉴永康市检察院行政执法资料移送检察机关备案制度的做法和引进管理软件，并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修改和完善的。信息库分两大部分，即信息资料库和谋略库。谋略库主要是检察实务经验介绍，调研成果与理论文章。信息资料库主要是人大政协委员资料、公职人员资料、线索信息资料、检察案件资料、国土和工商系统资料及税务、工商、文化、卫生、药监等行政执法部门行政处罚决定等。信息资料的采集由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牵头，技术保障由技术部门负责。信息采集的途径主要是凡实现信息计算机管理的部门，原则上从其数据库中导出数据，通过电子邮件或U盘传送；未实现信息计算机管理的部门，则采取书面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电子文档。外部采集的信息统一由预防部门负责导入或录入数据库，检察机关内部信息采集由各职能部门按照统一规范各负其责录入。2005年7月软件投入使用以来，现收集录入自2001年起各类信息资料30583条，其中，工商注册信息23253条，行政处罚与处理信息4570条，人大、政协委员（仅限电话号码）及检察机关内部信息等3030条。行政处罚与处理信息占14.9%。从信息提供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行政执法机关主动移送少，检察机关上门讨要多；二是质不高、量不全，价值甚微；三是垂直管理的国税、工商等部门提供执法信息相对比较规范和配合。总之，从检察机关的预期目标来看，无论是信息的数量，还是信息的质量，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从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看，很难实现为法律监督、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或情况分析和决策参考。
分析存在上述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法律依据是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难以顺利实施的核心问题；二是在工作指导思想上理念陈旧，思路不够开阔，特别是在信息呈开放、双向、互动的今天，仍然停留在过去被动坐堂式接报、信息单向流动的方式上，这既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科学发展观的建党治国理念，同时，也违背了国家推行多年的政务公开，扩大社会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则；三是在工作的可行性和预期目标上，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致此项工作很难持续长远发展，有的探索和尝试半路夭折,无果而终,有的则出现此一时，彼一时尴尬局面。
我们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除执法监督在立法方面还存在缺陷外，现行监督体制和机制亦存在不可忽略的问题。主要是部门信息封锁、割据，发现问题的渠道不畅、机制不灵、手段有限，政务公开不落实，权力运作不透明，监督时机滞后、资源分散、方式落后，监督责任追究不力等。其核心是缺少一个互联互通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
这里所说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源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着眼于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工作的现实需要，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智能互动的信息共享平台。鉴于目前检察机关所探索的诸如行政执法信息备案审查、信息库建设、衔接机制缺乏法律依据和落实难等现实问题，一时又难有大的突破，我们认为必须更新观念，调整思路，立足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结合整个国家改革发展的方向，既要立足检察工作，又要跳出检察工作的框框来综合考虑对策；既要有以我为主的思想，又要有借船出海，善于协调配合的集约经营理念来通盘长远谋划。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不难看出，长期以来，我国政务信息资源封闭、割据，公共权力运作不透明已经成为阻碍政府职能转变、反腐败和导致社会诚信危机等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推行和规范政务公开。同理，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领域，应当建立一个互联互通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问题，其切入点就是要按照政务公开、信息资源共享的思路去谋划和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这样包括检察机关在内所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是信息公开与共享的主体，都有责任依照政务公开的规定和规范做好各自信息公开工作。加之国家推行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建设多年，这也将为我们搭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宝贵的经验。据了解，在政务公开方面，北京、上海、重庆市和广东、湖北等省已经走在了前列。在探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上，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已经作了有益的尝试。该院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于2005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仅仅数月，信息共享平台已经初显成效，如该区工商分局查获销售假名牌高尔夫球具大案；区酒类专卖管理局查获生产销售高档洋酒特大案；市烟草专卖局浦东分局查获假冒“中华”香烟特大案等5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线索，通过信息共享平台便捷、规范、高效地进入司法程序。而过去10年该区所有行政执法机关仅移送刑事案件线索20余件，同比无论是线索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提高，信息共享机制效果初显。①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条件基本具备，时机亦已成熟。
首先，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的前提和基础已经具备。一是政务公开已经深入人心，党和国家已明确将政务公开常态化，作为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早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推行政务公开就摆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十五大、十六大对推行政务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200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正式印发全国执行。这是继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以来，中央出台的又一个指导性、规范性文件。 《意见》对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重点内容和形式、制度建设、组织领导，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作出了更具体的部署，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务公开的指导性文件。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专门对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从八个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特别是在加强专门监督中，要求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及时通报情况，形成监督合力。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主动要求检察机关对其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二是电子政务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电子政务建设，出台一系列决策和部署，明确“十一五”时期，电子政务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到２０１０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初步建立信息资源公开和共享机制。政府门户网站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５０%以上的行政许可项目能够实现在线处理。电子政务要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监管能力、降低行政成本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2006年1月1日，中央政府网站正式推出，实现了中央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为政务公开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其次，整合执法监督资源是当前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迫切需要。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早在2000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自2001年3月1日施行的《浙江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在施行过程中，行政执法监督职能部门同样遇到了监督难的问题，为此，他们也希望与检察机关联手，以整合监督资源。这也无疑为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早在200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②以及当前的法治浙江建设，这些都将为整合执法监督资源，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体制和机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政务公开在时间和空间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政务公开暂时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围绕政务公开的思路，探索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不仅有前瞻性，同时亦有现实可行性。我们在与监察、审计、法制等行政执法监督职能部门的座谈沟通中深感当前行政执法监督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要保证行政执法监督横向到边、纵向到位，就必须有效整合执法监督资源。为此，搭建一个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便成为行政执法监督职能部门与检察机关的迫切需要。
再次，打造一个互联互通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也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的共同期待。随着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跟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想、不敢、不能职务犯罪的氛围逐步形成，守法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部门为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主观上亦愿意加入这一平台，以遏制依法行政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与干扰。如国土资源系统近年来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违法主体绝大多数为地方政府，国土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当地政府的一些违规做法虽有想法并有不同形式的抵制，但效果却不佳。通过信息公开，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将会有效抑制地方政府不规范的行为。
最后，透明政府更是百姓的期盼。通过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进而推动政务公开工作的规范化，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无疑将受到社会和公众的广泛支持。
由此可见，在推进依法治国、治省、治市的今天，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作为政务公开的一个前奏和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同时也是大势所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应该说是一项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工作。首先，有利于整合政务信息资源，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政务成本，增强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建设；其次，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再次，有利于优化发展环境，为社会公众、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优质、高效和便捷的服务；最后，有利于打造阳光廉洁政府，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和和谐社会建设的稳步推进。
三、关于构建信息共享平台的初步思考
关于信息共享平台的定位与架构问题。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目的在于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资源共享，既便于相互协作配合，又有利于互相监督和制约，进而确保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和正确实施。为此，信息共享平台的功能设计不仅要考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的实际需要，也要考虑行政监督、法律监督和社会舆论等监督工作的实际需要。为此，信息平台的定位与架构，应以互联网和政务信息网为支撑，以各部门信息网络为依托，共同搭建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于一体，统一规范，兼容性强，数据安全，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智能互动的阳光信息共享平台。从嵊州市目前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发展现状看，网络架构、电子政务应用、政务信息公开等已初具规模。可以考虑以现有的部门网络和嵊州市政府公众信息网为依托，开发嵊州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以解决长期以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践中互相配合不够、监督制约不力等问题。据了解，现已设计完成投入运行并初显成效的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开发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和杭州市纪检监察部门开发的“政务实时监督系统”的先进设计理念和应运成果可供借鉴。
关于组织实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是一个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庞大系统工程。因此，作为此项工作主要牵头部门之一的检察机关首先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组织一个有主要领导挂帅，理论研究、业务和技术部门共同参与的课题组，在认真考察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在征求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后，进一步调整拟定实施方案，共同报经市委、市政府审查同意后组织实施。主要牵头单位为检察、监察机关；主要协作单位可以考虑公安、法院、审计、政府法制和信息部门以及国税、工商、国土等部门；参与单位为所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
关于信息共享范围和内容。应当依照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省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要求，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中只要不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正在调查处理中公开可能会影响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生命安全的，都要通过平台实现共享并向社会公开，以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政务公开可区别不同情况，分主动向社会公开、依申请（或授权）访问公开和内部公开。信息公开、共享的具体范围、内容及形式等应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规范。按照高检院继续深化检务公开的要求，为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便于群众监督的原则，在信息共享和检务公开上，检察机关应带头做好示范。
关于信息共享平台的功能设计。平台功能事关平台应用效能的发挥和建设的成败。审视中国电子政务发展进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众多 “克隆型”和“孤岛型”等网络泡沫现象，集中反映出信息化建设进程中“重形式，轻实效；重开发，轻应用；重硬件，轻软件；重管理，轻服务”的急功近利思想还比较普遍，这不仅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反而加大了政务成本。从我们目前初步调研情况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的主要功能设定至少应作以下考虑：
一是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互联主要是指技术和基础设施层面的问题，即两个原来不相联的系统，通过软件、硬件和通信线路建立连接关系，以承载信息的传递。互通就是指信息的交流，指一个系统能够与它所联系的系统相互交换信息，实现信息数据的双向交流。通过信息共享可以快速便捷获得各执法部门最新执法动态和信息，以便各职能部门及时介入，积极配合协作，依法履责。如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搜索、访问相关部门的行政执法信息，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并通过该平台进一步获取有关信息和证据，为立案监督和侦查工作服务。
二是案件办理网上流转。根据执法衔接机制和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及各行政执法机关的职责，通过程序设定案件线索移送、受理、审查、决定等流程处理模块，实现案件线索网上移送、网上办理，对案件线索流程进行跟踪和反馈，通过网上互动，开展执法动态交流、业务研讨和咨询，确保违法违纪和涉嫌犯罪的案件及时进入行政监察或刑事司法程序。
三是预警提示。通过分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中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在程序设计中设定监控内容、指标和条件，及时捕捉和发现“非常态”信息。如在行政服务中心子系统中设立“超时预警”和“缺件预警”的监控内容、指标和条件，当某一环节办理有关事项超过承诺时间或违反有关规定时，系统将自动显示预警信息。再如在刑事案件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设定羁押时限内容、指标和条件，一旦接近羁押时限，系统将会自动发出预警提示。
四是实时跟踪监控。就是借助监督系统对各业务管理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监控系统根据监督职能部门的需要，把各业务管理系统的工作状态和主要业务流程等信息进行实时采集，监督部门通过监控系统可以随时查看每个环节的工作状况，了解每个事项的流转进程，并对从中发现的问题，通过监控系统，向有关单位发出核查指令，要求其作出处理并按时反馈，从而真正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程监督、实时监控的目标。
五是信息数据处理。信息共享只是解决信息的来源，如何通过对获取的信息分类、加工、汇总和处理，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我所用才是最终目的。信息数据处理功能就是通过程序设计，对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形成的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和处理，生成相关汇总图表和情况分析，为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和行政监察职能提供辅助决策依据。
四、关于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的几点建议
第一，坚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把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纳入政府电子政务、政务公开工作之中统筹规划、优先考虑、优先发展。 “统一领导”就是要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和把握项目的建设，需要具备综合统筹、协调沟通能力的牵头单位，具体负责项目组织实施。“统一规划”就是要从全局出发，重点规划设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同工作的内容和流程，打破信息资源“部门割据”、“条块分割”的局面。 “统一标准”是指在平台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标准和规范，保证平台具有通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同时制定项目本身的信息交换标准、业务流程标准和项目实施规范等，使项目建设、管理、运行和相关技术实现标准化。“统一建设”就是要集中资金、突出重点，解决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杜绝各自为政、重复投资、低水平、小而散的现象。
第二，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促发展的指导思想。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要紧紧围绕平台的定位和执法办案的实际需要，统筹规划，逐步推进。避免建设与应用脱节，以充分发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平台的作用。
第三，系统设计要注重标准化与先进性。采用先进的，符合国家信息化建设发展方向的、标准的、跨平台的信息技术，保证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核心技术框架具有前瞻性、先进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第四，必须保证信息数据真实、准确、及时、完整。为此，所有公共信息原则上应集中存放于一个中心服务器，数据的录入、更新、管理和维护由各相关部门各自负责，并对信息数据的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性负责。已经建成比较完善信息系统的部门,可在原系统的基础上开发与平台的接口软件,做到部门信息与平台信息同步。对未建或已建但系统还不成熟且投资不大的部门，建议由中心统一进行规划和建设。
第五，充分利用现有软硬件资源，避免重复和浪费。在现有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凡管用和好用的软硬件应尽可能的充分利用好已有资源。为便于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新的应用系统的开发，应以跨平台技术为基础，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环境，做好整合文章，避免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
第六，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扩展性。要从系统设计、软硬件选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范，保证系统高效、稳定、不间断地运行。平台应提供开放的接口，便于各类应用系统连接，以满足业务和系统不断拓展的需要。
（作者：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e-mail：zggc066@126.com qq:531957146）

论刑法的民法化

● 姚建龙*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二元社会的确立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而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必然而且已经了出现刑法民法化现象。何谓刑法民法化？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本文作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关键词] 刑法民法化 政治刑法 市民刑法 几点认识

一、二元社会结构的崛起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
历史上存在五种社会形态——氏族社会、城邦社会、宗法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从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产生后，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但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逻辑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现实中也是始终分离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重合的，表现为一元社会结构，国家从市民社会手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合而为一，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中国自周秦以来就建立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国家为根本的一元社会结构。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国家的职能，市民社会不但没有培养反而被政治国家全面取代。1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要具备两个要素：第一，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建立。第二，政治上——对待政府的正确观念的确立，即将政府视为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恶。2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召开大大推进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当然也包括对待政府的正确观念及其他一些适应社会转型的观念的确立 。这对一元社会结构产生了强大、有力的冲击，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一元社会结构逐步瓦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二元社会悄然崛起。
“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必然引起刑法功能、观念与文化的嬗变。” 3 刑法要想不落伍于历史的滚滚车轮，必须适应这种结构形态的变迁，进行改革与调整。我国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刑法的转型显然落后了。1979年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7年来，这部刑法典对于打击犯罪活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部以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背景所制订的刑法难以避免的还带有较强的政治刑法色彩。随后出台的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司法解释大大扩大刑法的调控范围，凸显重刑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治刑法色彩，市民刑法的培育受到极大压抑，这与历史的车轮背道而弛。这种趋向迫切需要扭转。1997年修订刑法，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实质上是刑法改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这场改革的历史使命是要完成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转变”。4
二、刑法民法化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上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科学地指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必将统一于市民社会。5 因此，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市民社会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但同时又要求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保障市民社会多元性及其必要自由的法律。市民社会构成了对国家的制约，他们维系国家，并为国家行为的范围与权力设定界限。市民社会需要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6 这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在刑法领域的体现是：要求刑法对市民的尊重——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置公民与国家主体平等的地位；要求刑法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尊重——不得单纯为国家的利益任意侵蚀市民社会的领域；要求刑法充当起最后保障法的作用——服务于市民社会，同时恪守谦抑的价值准则。“于是，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原本属于市民社会的美德便开始成为市民社会对刑法的要求。” 7 在西方近代刑法史上，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是由刑事古典学派完成的。贝卡利亚在抨击以罪刑擅断为特征的封建专制刑法后，确立了以罪刑法定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的刑法原则。费尔巴哈则明确提出了市民刑法的概念，并将“无法律即无犯罪，无法律即无刑罚”视为市民刑法的要义。可以说西方市民刑法的构建之路实际上就是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启蒙思想在刑法中的确立和发展之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呼唤市民刑法，“市民刑法，从本质上说，就是法治国的刑法”。8 对市民的尊重、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尊重、最后的保障法，正是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
在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型——市民刑法基本精神的确立进程中，刑法的民法化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在市民刑法的培育、构建过程中必然出现以下现象：1、市民刑法基本精神与民法基本精神的趋同。民法就是市民社会的法，9 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准则，以市民为本位的权利、自由、平等等基本理念先于刑法在民法中得以确立，而贯穿市民刑法的一条主线也正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权的保障，虽然它获得刑法的承认和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迄今仍需人们不倦的追求。这种追求的过程，也正是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与民法的基本精神的趋同过程。2、刑法从侵蚀的市民社会领域逐渐退出，民法恢复被刑法侵占的失地。传统刑法文化视刑法为工具，迷信刑法万能，以为每一社会象都需要刑法的介入。其结果是刑法过分扩张，许多原本属于市民社会，本应由市民社会的法——民法调整的领域被刑法不恰当的侵蚀。市民刑法的构建，既是还市民社会以真面目的过程，也是刑法正确定位的过程。“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3、民法反过来侵蚀刑法的领域。其一，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刑法的宽容度——对市民危害国家、社会的行为的容忍度也会逐渐提高，属于政治国家由刑法调整的领域也可能转由民法调整。黑格尔曾指出：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也会变得比较缓和。10 菲利曾经呼吁把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不是蓄意的，行为人也不是危险的偶犯或“假罪犯”即正常人仅仅因为过失或轻率而为的危害结果轻微的重罪、轻罪和违法行为从刑法典中删除，而将它们只当作民事违法行为处理。11 其二，民法在防治犯罪中作用和地位的渐渐提升。随着民法的健全，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纠纷被阻挡于民事法的范围之内，避免了向刑法堤坝的冲击。许多民事措施有意识的被用以同犯罪做斗争。纵观刑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经过了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刑罚过渡到刑罚、行政、民事等多种手段。王利明教授曾经指出：刑法只有在侵权法的配合下才能有效的调整社会关系。12而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更预言，“刑法发展的极为遥远的目标……是没有刑罚的刑法典” 13
上述三点也正是本文所使用的“刑法民法化”这一概念的三层含义。
三、中国刑法的新走向——刑法民法化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新刑法 ，这是中国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审视新旧刑法及其相关的决定、修正案、司法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刑法改革呈现出一种新走向——刑法民法化：
1、刑法中较为明确的引入了一些民法的基本原则。
新刑法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确立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使刑法成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张契约，国家不得逾超法律的界限对无罪的公民进行非法追究和对有罪的公民滥施刑罚，公民也应当在法律的界限内活动。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第一次在刑法上把公民个人置于与国家主体地位平等的地位，也是第一次最鲜明地体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罪刑相适应原则强调罪与刑之间的均衡等价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强调刑法适用的平等性和人权保障机能。三大基本原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早已在民法中确立了的公平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平等原则、等价有尝原则等基本原则。
2、最具私法（民法）色彩的刑事自诉制度的适用面扩大，并有继续之势。
自诉制度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建立，而意思自治原则被视为私法（主要是民法）所特有的理念和私法领域避免公权力入侵的工具。14 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自诉的范围限制在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察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内，即特定的八种轻微刑事犯罪案件。1997年开始施行的新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自诉范围，该法第170条规定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包括：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犯罪案件；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1997年刑法扩大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的范围，即增加了侵占罪，从而又一次扩大了刑事自诉的范围。虽然如此，扩大刑事自诉范围的呼声依然很高。如在2000年刑法学年会上，就有学者呼吁以刑事自诉的方式处理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地区刑法适用的矛盾。
3、有些原来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转化为民事行为。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都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社会危害性，而某种行为是否为统治阶级确认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亦即犯罪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历史性特征更加明显，有些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直接转化为一般民事行为。譬如，许多曾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视为投机倒把而予以刑法制裁的行为，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已被视为正常的风险投资行为。
4、在处理民刑法律冲突时，确立了民事优先原则。
新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第六十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由此确立了债权优先原则。
5、刑事责任日益带有民事责任的色彩。
刑事责任属于公法责任，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责任，孙笑侠教授对刑事责任和私法责任有非常精到的分析：私法责任以功利性为基础和特征，与私法责任相适应的是补偿形式的法律后果；公法责任以道义为基础和特征，与公法责任相适应的是处罚形式的法律后果。补偿与惩罚的区别有四方面：第一，实现的载体不同，补偿以财产为主，惩罚以人身为主。第二，目的与效果不同，补偿的目的与效果是针对被害人的，而惩罚的目的与效果是针对责任方。第三，成立基础不同，补偿成立的基础是以客观损害后果为主，至于主观过错的恶性程度是次要的。惩罚成立的基础主要是主观过错，虽然也考虑主观过错，但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主观恶性程度。第四，评价标准的道德因素差异。补偿的评价标准以事实为主，道德因素较少介入，或者道德因素只涉及补偿责任的外部。惩罚的评价标准带有明显的、浓厚的道德评价色彩。15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日益带有浓厚的民事责任色彩，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佐证：第一，以财产为实现载体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大幅度扩大和强化适用。1979年刑法仅有20个罚金条文，1997年新刑法则增加了140多个罚金条文和15个援引罚金条款，大大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新刑法还增设了罚金刑随时追缴制度，强化了执行力度。新刑法对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执行力度也做了扩大和强化。第二，当惩罚与补偿的实现相冲突时，新刑法的价值取向是补偿。这突出的体现在新刑法第36条确立的以保护被害人利益为目的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和第60条确立的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目的的债权优先原则上。第三，新刑法在坚持主客观相同一的前提下，向客观主义倾斜，强调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行为及其实害。16 第四，新刑法抑制1979年刑法尤其是其后所颁布的决定、司法解释重刑主义倾向，刑罚的惩罚性有所淡化。
6、单纯以刑罚对付犯罪的传统逐渐打破，民法在防治犯罪中的作用日益扩大。
中国传统法制是以刑法为基本框架建构起来的，刑法占据主导地位，权利的保障过分倚赖刑法，而事实上刑法难以独当此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民事、行政、刑事等多元手段对付犯罪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共识，并在立法与司法上得以体现。而民事手段的作用日见提升。譬如民事法的健全避免了大量“民转刑”案件的发生。1997年修订刑法显然注重了与民法的协调，以更好地防治犯罪。
四、对刑法民法化的几点认识
自罗马法以来，法律在法学传统上分为两类，即公法与私法。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学者们见解分歧。大体而言，一般都认为凡规律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其双方或一方主体之法律关系，而以权力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为公法。例如宪法、所得税法、刑法。仅规律私人间或私团体间相互关系，而以平等关系为其基础者为私法。例如公司法、票据法、民法。我国学者长期否认公私法的划分，而当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树立对待市民、市民社会领域的正确观念，有利于公法尤其是刑法的正确定位，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强调公私法的划分并非否认自二战以来所出现的公私法融合现象，相反，也是为了正确认识这一现象。我们认为，法律的终极关怀在于人，公法之设在于保护人民的私权，公私法融合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私权。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过程中（亦可称为在法治国刑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刑法民法化现象，是公私法融合的表现之一，其终极关怀也是人，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私权，这也正是刑法民法化的内在驱动力之所在。
中国传统法制带有浓郁的刑法色彩，传统法律文化可以说就是刑法文化，民法逐渐为刑法所侵蚀直至几乎完全融于刑法之中。民法从未获得独立地位，民事法规范杂处于刑法典中，犯罪与民事违法不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分，民事责任通过刑罚来实现。这直到清末修律才开始有所改变。如果把传统刑法的产生、发展、兴盛史称为民法的刑法化史，那么现代市民刑法的构建、繁荣史似乎可以认为是刑法的民法化史。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论述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知道。大凡落后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步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17 象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刑法传统的国家进行法制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倡导和推进刑法的民法化尤显重要。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认为应该倡导和推进刑法的民法化并不等于要削弱刑法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倡导刑法的正确定位，即提倡刑法尊重市民、尊重市民社会领域、恪守谦抑的价值准则，充当最后保障法的角色。这实际上是为了使刑法这把双刃剑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起消极作用。这不是削弱，而是加强。

[本文原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1年第11期全文转载]
*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1 参见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2 参见田宏杰《中西刑法现代化趋势之比较考察》，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3页。
3 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 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何为政治刑法、市民刑法？陈兴良教授在其《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法治国的刑法文化》（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第10页）等文中有较为精辟的论述。综而言之，市民刑法具有以下特征：人文关怀或称民权本位；形式理性；实体正义等。政治刑法具有以下特征：国家本位或称国权本位；实质理性；追求惩治等。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第21卷，第345页。
6 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邓正来、[英] J ?G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7 田宏杰《中西刑法现代化趋势之比较考察》，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8 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第10页。
9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0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9页。
11 [意] 菲利著《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