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征收”与房屋“拆迁”不可混为一谈


摘要：“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与“征收房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征收房屋”与 “房屋拆迁”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理解“征收”的概念和“拆迁”的概念，可以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和和工作上的失误。国家有关机关应尽快制订征收房屋的法律及配套行政法规，对征收事由、征收权限、征收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既防止地方滥用、乱用、错用房屋征收权，侵害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又切实保障特殊情况时，国家对房屋征收权的行使，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节约国家立法资源，由国家制订《房屋征收与拆迁法》，未偿不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征收土地），或者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收回土地），往往会涉及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处理，那么，在“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时，对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处理是适用“征收房屋”，还是适用其他法律关系？
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征收土地”与“征收房屋”是两个并列的征收行为，是两个并列的法律关系，因此，征收土地涉及房屋的，政府应当分别作出“征收土地”和“征收房屋”两个征收决定。由此推论，收回土地涉及房屋的，政府应当分别作出“收回土地”和“征收房屋”两个决定。有人据此提出，国务院制订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以及地方制订的房屋拆迁条例，应修改为征收房屋条例。
“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与“征收房屋”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征收房屋”与 “房屋拆迁”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正确理解“征收”的概念和“拆迁”的概念，可以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和和工作上的失误。
“征收”是一种国家行为，是特指国家改变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所有权。如征收土地是指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改变为国家所有；征收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则是指将单位、个人所有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改变为国家所有。
“拆迁”是一种民事关系，是指为了新的建设需要，在国家作出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决定后，由有关单位对原房屋所有人依法给予补偿安置，并拆除原有房屋。“拆”者拆除也，“迁”者搬迁也。因此，原房屋是“灭失”，原房屋的所有权也是“灭失”而不是“改变”，即使依法需要保留的部分建筑，虽然是所有权的“改变”，但并非是将所有权“改变”为国家所有，故不符合“征收房屋”的概念。
笔者认为，“征收房屋”这一法律关系不能滥用，更不能乱用、错用。“征收房屋”只适用国家为了特殊原因，需要将单位、个人所有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改变为国家所有的情况。“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新的建设，对该土地上的原有房屋，一般是予以拆除。因此，“征收土地”或者“收回土地”涉及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处理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房屋拆迁法律关系而不是“征收房屋”法律关系。切不可将房屋“拆迁”与房屋“征收”混为一谈。
“征收房屋”是《物权法》确立的一种法律关系，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调整对象。《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对“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已作出规定，即“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但征收事由、征收权限、征收程序等，只能由行政法律来规定。在此也建议国家有关机关尽快制订征收房屋的法律及配套行政法规，一是防止地方滥用、乱用、错用房屋征收权，侵害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切实保障特殊情况时，国家对房屋征收权的行使，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节约国家立法资源，由国家制订《房屋征收与拆迁法》，未偿不可。

　　曲宇辉
2007年6月29日

析公诉文书制作中的几个问题

2000年12月18日 15:14 龙宗智　赵华　赖秋蓉

　　起诉书和公诉词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出庭支持公诉阶段最重要的法律文书，起诉书的制作、公诉词的发表，并不仅仅是文书写作的技巧性问题，它直接体现了检察机关公诉职能的范围等基础性理论问题。当前关于起诉书和公诉词如何制作尚存争议，笔者试就文书制作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以利于检察机关更有效、合理地行使自己的公诉职能。

一、关于起诉书的制作

　　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提出正式的犯罪指控，并要求法院对其进行审判的法律行为。这一行为需具备一定格式，即以书面为之。表达公诉理由和主张的法律文书，就是起诉书。从公诉实践看，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一）关于起诉书中公诉事实表述及其详略的要求

　　从起诉的法理及审判的要求看，对起诉书制作最基本的要求是“指控明确”，即“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刑诉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

　　之所以要求指控明确，其理由有三：首先，从法院的角度看，指控明确，才能确定法院审理的范围。由于公诉对审判的约束力，法院只能针对公诉主张，即公诉事实进行审理，指控不明确，不仅造成法院审理的困难，而且容易导致审判范围的不适当扩张，形成法院自诉自审或不告而理。其次，从公诉的角度看，指控明确，才有利于引导公诉举证。因为起诉书相当于一个举证大纲，检察官必须围绕起诉事实举证，如果指控不清，举证就可能缺乏对象和依托。再次，从辩护的角度看，获悉明确的犯罪指控，也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体现，是其实施防御权的重要条件。因此出于诉讼公正的需要，检察官有责任在起诉书中指控明确。

　　然而，在目前的公诉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起诉书记载过于简单，有的起诉书，指控犯罪行为的过程与情节不清楚，有的甚至手段与后果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原因一是担心“言多必失”——如果情况表述具体，一旦把握不准确，就容易被诉讼对方抓住把柄，陷于被动；二是有的公诉人在工作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工作不够细致，起诉书制作只求大体上过得去，要求不高；三是因为案件中有的具体事实在证据上存在某些矛盾，犯罪要件可以成立，但具体的作案手段与方法等情况存在信息冲突，这种情况下，公诉人采取大而化之的表述，以避开矛盾。

　　笔者认为，对目前起诉书制作中因过于简略而造成指控不够明确的问题，应当重视并予以解决。而要做到起诉指控明确，从内容上一般应具体叙明以下诸项事实：

　　1．何人（犯罪的主体）；

　　2．何时（犯罪的时间）；

　　3．何地（犯罪的场所）；

　　4．针对何人何物（犯罪的对象与客体）；

　　5．用何种方法（犯罪的手段）；

　　6．实施何种行为及其后果（犯罪行为与结果）。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5、6两项，就犯罪的手段、犯罪的行为及犯罪的结果，起诉书应当叙述清楚，最低限度是能够清楚记载关于犯罪要件的事实以及关于量刑情节的事实，以便明确审理对象并使定罪量刑有所依据。

　　然而，叙述中又不能面面俱到缺乏重点，要按照认定犯罪和适用法律的需要，掌握好详略疏密。对体现犯罪行为本质成为构成要件的事实，以及对适用法律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要叙述具体；而对与此无关的则不写；如为事实之间的“搭桥”，则可简略概括地叙述。

　　（二）关于证据论证

　　起诉书中是否应当列举证据并就认定的事实作证据论证，目前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证据是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在起诉书中应当列举，必要时还需进行适当论证。其方式一是将证据单列一部分放在犯罪事实之后，二是穿插到犯罪事实中，边叙述，边举证。最高人民检察院新的起诉书制作格式没有要求对证据进行列举和论证，笔者认为，高检院的制作规定是正确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职权主义特点的审判方式，法官庭前审查主要进行程序性审查，庭审中由检察官向法庭举证，而程序性审查不是就犯罪指控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具体审查，因此不需要起诉书叙明证据。而在庭审宣读起诉书后，出庭检察官开始举证，指控证据将接受法庭质证和检验，这是具有实质性的证据审查过程。将起诉指控与举证证明适当分离，这是控辩式庭审方式排除法官预断的要求。从今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看，排除预断原则可能进一步贯彻，起诉书中对证据的列举与说明可能受到法律的直接限制（如在与我国审判方式接受的日本，起诉书列举并论证证据被视为起诉程式的严重违法，起诉将因破坏排除预断原则而被驳回）。

　　（三）关于量刑情节的写法

　　根据现行起诉书格式的要求，起诉书应当写明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但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存在不同做法。有的起诉书全面阐述量刑情节，有的则不写量刑情节，还有的只写法定情节不写酌定情节，认为酌定情节不是起诉书必备要素，如果需要法庭考虑，可以在公诉词中表述。

　　笔者认为，鉴于公诉机关需要作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轻重的认定并向法庭提出建议，因此起诉书不仅要就被告人的行为“定罪定性”，而且要就其刑事责任的轻重提出建议，加之量刑情节也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法院以起诉书的指控为根据进行审理和判决；而公诉词是在法庭调查结束后由公诉人发表的意见，它缺乏起诉书的规范性、正式性以及约束审理范围的功能特性，只能解释和补充说明起诉内容，因此对于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原则上应当在起诉书中表述，而且实事求是地确认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尤其是从轻情节，可以使被告人认识到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消除或减轻抵触心理。

　　根据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当按照现行起诉书格式的要求，在起诉书中写明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其中包括法定情节，也包括酌定情节，如案发后被告人积极退赃、积极抢救被害人、努力挽回犯罪后果等。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无论确认法定情节或酌定情节，都应当是在起诉时能够固定或基本能够固定的情节。有的情节容易出现变化，如被告人认罪态度，在庭前老实交代，但庭上可能翻供，这种情况，起诉时对其认罪态度以不写为宜，而后视法庭上被告人的表现在公诉词中综合认定。当然，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口供稳定，对其庭上不翻供比较有把握，也可以明确肯定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因为司法实践中，认罪服法的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是否肯定其认罪态度比较关注，在起诉书中实事求是地予以确认有助于促使被告人配合公诉。

二、关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