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处决仪式本来只应显示君主的威慑力量，但却有一个狂欢节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到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
——米歇尔·福柯
85年前，杭州雷峰塔倒塌，于是鲁迅先生作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若在那时，到吴越的山间海滨去探听民意，则无论是山野村夫，还是蚕桑农妇都会拍手称快：“和尚本应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惹是非……”
时至今日，上述反问式的理由依然存在，依旧振振有词。这种顽强的普适性是世俗正义与佛家正义自重合走向决裂的结果，也蕴含着社会正义与权力正义的某种实践逻辑。
福柯说：“如果犯人公开悔罪，承认指控和判决，要求上帝和世人原谅他的罪过，那么他就好像是经历了一种涤罪程序，以独特的方式，像圣徒一般死去。英勇不屈则是获得荣耀的另一种方式。如果他在酷刑之下毫不屈服，他就证明了自己具有任何权力都无法征服的力量。”
的确，在雷峰塔镇压白素贞之际，正义的捍卫者与罪行的实行者突然间发生了悄无声息的角色互换。尽管，可能在更早以前，有人会较为公允地判定故事的原初——蛇妖存在，并且将要幻化人形，混迹人间——果真是罪孽，但是如今，什么都不重要了，法海禅师泰山压卵似的权利彰显，为白素贞拱手送上了怜悯、同情，甚至赞扬、敬仰的大众情感认同。
与此同时，民众反过来对法海犯罪似的正义行径有了鲜明抵触。故事是任人编造的。于是，人们这样续写正义：“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致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到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是如此。”如今，江浙一带的人们仍习惯将煮熟的河蟹里某个罗汉模样的东西称做“蟹和尚”，也就是当年避难的法海老禅师。
那么问题在于，上述两种形式的正义被割裂的根源在哪里？两种正义对于罪行认定的推理规则又是怎样的？
法海禅师借以打击白素贞的托词想必是：“青白蛇妖化身媚女，潜匿凡间以诱男子，伺机取阳滋阴，修炼成魔……”然而，事实上，此种虚构的真诚，犹如处在同心圆波纹的最外层，仅仅是附带的、边缘性的效应。而真正启动这一震荡的是处在正中的核心：白蛇与青蛇浪迹于佛教的营销市场，被视为对佛教宗教统治关系的冒犯，佛教必须立即予以猛烈打击、报复乃至消灭（白素贞被完全隔离，不妨可以认做消灭的特殊方式，因为她实际上被控制、被掌握、被剥夺了一切公众展示的权利）。
或许，在佛家的司法者——法海禅师——眼里，白蛇与许仙的结合，既是最残暴的恶对最无辜的善的纠缠，更是一方机遇，一项挑战，一座推广佛门理念的桥梁。我们将要解释的斗争则可以理解为：描述双方力量交互关系所带来的物质性存在的转变或者潜在的转变。以下的描述对于我同样也是一项挑战，虽然不一定完整，但也可作为列举式的明证。
在最表层上，是被分摊的超自然特权。垄断性权力一经肢解，由绝对性唯一性而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唯我独尊的集体性尊荣以及该集体成员往昔目空一切的自尊感当即消退，从“我们是上帝”到“顾客是上帝”的感觉骤变无异于从天上跌落到人间。
另一方面，超自然力是受市场消费者崇拜的特权，这种崇拜心理源自敬畏、隐性的交换观念等等，它的必然结果往往具有强烈的物质性，诸如膜拜、上香、供奉等特定的行为符号，甚至还包括杀人献祭之类的群体性自残行为（如西门豹的故事所展示的历史背景）。如若超自然力被瓜分，则无论是物质性还是非物质性的优势都将分流，对于受损一方来说，无异于入室盗窃。在佛门看来，蛇妖掠夺的正是这种超自然力，亦即各种法术，那自然是不可容忍的了。
在深层里，是佛教教义统治被颠覆的风险。佛教世界由净土——世俗世界——地狱三者构成，分别对应天堂、人间和地狱。地狱被描绘成惩罚恶人的痛苦集中营，而妖怪则一直以来被刻画成地狱的掌控者、酷刑的设计师。妖精的形迹现于凡间，本来就是在向教义统治唱反调，佛门僧人自然有斩妖除魔的本分。然而，白素贞冰清玉洁，扶危济困，广结善缘，宛如白衣仙子、当世观音。对于知根知底的法海禅师来说，这不是对佛门的侮辱吗？不是公开的对抗吗？不是蓄意的恶毒挑衅吗？于是，老禅师肩负起不可推卸的重任，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这场打击报复之中。
佛门的行为法则——普度众生，慈悲为怀，切莫杀生——为老禅师的惩罚权力框定了周界。这种限制，在为本身就不对等的强制性暴力搭建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无可奈何地发育出另一种绝对对立的权力特征：拓展性。“普度众生，慈悲为怀”，模糊化而非细节化、整体化而非个体化、似是而非的抽象式话语；“切莫杀生”，诸种惩罚类型中仅仅剔除死刑的排除性表述。这些简单明了而又华而不实的佛家精神陈述为残存的刑罚类型，拓展了其存在和活跃的过剩空间。雷峰塔镇蛇妖便是该过剩空间的运作产品。
具体来说，白素贞被困在法海的钵盂里，钵盂倒扣在地，上面以雷峰塔镇之。换句话说，老禅师的刑罚选择是监禁。至于缘由，我将其归纳为一份——权力正义指导下的佛教正义的——刑罚政治经济学。
政治上，法海显然达成意图：教义统治归复统一，超自然权力重新被垄断。另外，更为重要的是，选择监禁，十分符合佛教教义的规定，这就在屏蔽了大多数反对声浪的同时，进一步正当化了佛教权力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塔镇仪式，正如福柯所言：“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
经济上，塔镇仪式费钱耗时还难以避免倒塌的风险（到1924年真的应验了），远不如直接收其法力、打回原形来得简单经济，但这只是庸民的想法，权力正义从不是这么纯粹。其实，塔镇仪式建立的是一种象征利润的精算学。“也就是说，物质资本转化成其本身能够再转化成物质资本的象征资本。”雷峰塔虽然非常昂贵，但与宗教权威被物化、权力被证明、信仰得以巩固、宗教市场得以扩展相比，称此种交易行为为低投入高产出的暴利经济毫不为过。
总而言之，塔镇仪式是某种关于权力运作的修辞术，将仪式的政治经济学内涵精心包装，以权力正义的面目展示在时间与空间的两个维度上。
佛妖争斗因塔镇仪式而尘埃落定，然而，故事尚未结束。随着关键词“雷峰塔”深入江湖，佛教销售对象——老百姓——的力量倾向逐渐明朗起来，又一轮的斗争即将开始。
塔镇仪式与其说是重建佛教的权威，不如说是权力对权力反对力的迟到惩罚。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否认自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对力的不正当性。但是，一旦面对绝对暴力肆虐地施加淫威，尤其是在“水漫金山”一节，权力正在撕咬人妖间的亲情，权力何尝不是在撕咬人佛间、人人间的感情！那一刻，泪水已经淹死了正义。社会记忆由此断裂，平复感情、抑制泪水的感性需要已经扫除了所有理性、所有正义，“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结果是，本该为权力正义摇旗呐喊的民众，倏然间成了不合作的权力反抗力的第二批。
权力正义是暴力武装的正义，社会正义是手无寸铁的正义。从“水漫金山”到“雷峰塔立”，这既是权力正义施展暴力的高潮，也是社会正义对立转化的高潮。人们从没有像在旁观抓捕中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孱弱，从没有这样深切地感到：在不可以预见的将来，自己或许也有可能受到毫无限制的所谓正义的合法戕害。社会方才看清自己所崇拜的超自然特权慈祥外表下的冷酷无情。人们不禁要发问：“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的？”于是，社会正义再次与权力正义分道扬镳。
社会逻辑一般都决定了社会话语，权力固然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驾驭它（比如禅师布道讲经），但永远不能占有它、征服它。我相信白蛇传之初，故事应该是单调的，是后来的社会逻辑给它添盐加醋。我甚至可以判断，不论是现在过去或者将来，白蛇传更加丰满的过程也是丰富白素贞善良淑德的品行的过程，这一过程还是社会不断强化自身逻辑、加大认同的情感投入的过程。
福柯如此看待：“表面上，这是对犯罪的美与崇高的发现。而实际上，这是在肯定，崇高者也有犯罪权利，犯罪甚至成为真正崇高者的独占特权。”
最后，值得回味的是，故事虽然结束，但相同的社会正义的实践逻辑还在延续。此时的权力者是玉皇大帝，而受难者却是法海了。如果雷峰塔倒掉85年后，鲁迅先生还在世的话，也许下面我的杜撰，就可能变成《三论雷峰塔的倒掉》的结尾了：